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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全称“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缩写TSMC，是位于我国台湾省的一家芯片代工制造企业。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认为，台积电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司。
之所以我要花上万字来记叙这家企业的故事，是因为这家企业极为特殊——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高端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打了喷嚏，全球科技产业都要跟着做核酸。
毫不夸张地说，大半个地球的科技生活都建立在台积电的产品之上。中国的华为、阿里，美国的苹果都是台积电的老客户。
从市场份额来看，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台积电已经控制了56%的高端芯片市场，在未来有望突破80%的市场份额。去年，台积电收入高达480亿美元，盈利200亿，市值5640亿美元，是全球最有价值企业榜单上的常客。
而最近，台积电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交出包括客户资料在内的一系列商业机密以建设所谓的“安全供应链”。
一个台积电，就是半部芯片科技的历史。这次递交资料的事情，在台积电历史上可能会是一个转折。
这一年的秋冬时节，“三大战役”依次打响，人民军队的百万雄师横扫了从长春到徐州的千里江山，彻底击溃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
在这动荡的一年中，有一户人家悄悄离开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一路向南，迁居到了香港。
1949年某日，香港上空，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腾空而起。客舱里，一个18岁的年轻人正茫然地凝视着窗外：
“凌空而起，怅然回顾，香港已在云雾中。香港半年，真如一梦。梦中明知是梦，梦后回顾，只觉可笑而已。然而梦后回忆，竟有十分的凄凉味。八时天色渐暗，飞行在云层之上，四顾茫然，六年前初入南开中学的乡愁，又骤然来到我心。我从未离家如此之远，也从未计划离家如此之久，如今远涉重洋，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展望前途，渺茫之极，怎不令人感伤呢？”
1949年，张忠谋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一个在家乡远近闻名的做题家，张忠谋在哈佛大学发挥稳定，第一年就杀进了全年级前10%的队伍里，成为了美国“做题家里的做题家”。
张忠谋是个务实的人，尽管他在哈佛的一年非常愉快，交了许多好朋友，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但因为学制的原因，哈佛的教育体系并不能给予他在就业上的优势。
为了以后的饭碗，张忠谋转学到了隔壁的麻省理工大学，成为了麻省理工大学机械系的一名新生。
相比起到处都有好兄弟可以一起high的哈佛，麻省理工的日子显得多少有些灰暗——作为一个工科学生，张忠谋的生活和今天学生没有太大区别——在麻省理工的那些年里，张忠谋的主要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之间做循环往复运动。
在麻省理工，做题家张忠谋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在顺利拿到硕士文凭后，张忠谋开始朝着麻省理工机械专业博士的学位发起了冲锋——结果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张忠谋对麻省理工的评价是“十分敬，五分爱”——他在麻省理工前前后后付出了5年时光，感激麻省理工教会了他那些赖以谋生的知识，但麻省理工并不愿意给张忠谋一个最高的学位。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名校毕业的张忠谋也想进大厂。那时候，有两份工作机会摆在他面前：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一个是略有一些名气的希凡尼亚半导体公司。
根据江湖传闻，因为福特当时给他的工资比希凡尼亚少了一美元，张忠谋拒绝了福特，投入了希凡尼亚的怀抱。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我估计这个说法不太靠谱——一个能在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间自由切换的男人，怎么会因为一美元的差异决定自己的职业路线？
但这不重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此时的张忠谋已经不再迷茫了：
1955年，24岁的张忠谋入职希凡尼亚半导体公司，正式进入了半导体行业。
1955年，张忠谋24岁，入职了希凡尼亚。同样是这一年，一个叫戈登·摩尔的26岁美国青年，进入了著名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一个机械硕士跑去做半导体，这个转行跨度不可以说“不大”。
为了在半导体领域钻研精进，张忠谋在入职之后便开启了疯狂的“自学模式”——每天下班之后，他都要花3小时的时间来看书学习——但隔行如隔山，虽然他也算是个一流做题家了，可依旧念不好半导体的经。
多亏了当时公司里有个酷爱喝酒的老哥，当时恰好也住在公司附近的旅馆里，这个老哥每天晚上六点半都准时到旅馆的餐厅喝酒，喝到十点餐厅打烊为止——张忠谋便每天晚上吃饭时都去找他请教——就这么一来二去，三年时间过去了，张忠谋终于啃下了“半导体知识”这块硬骨头。
24岁到27岁，张忠谋的在半导体知识的学习上取得了大成功，但希凡尼亚公司却不行了。这家公司因为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持续性反复遭遇滑铁卢——张忠谋当时的上司是这么形容自家公司的：卖得出去的东西，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做得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是，这个不成功的经理的一句话，让张忠谋记了一辈子。在此后的时间里，张忠谋都在反复叮嘱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1958年，张忠谋27岁，离开了风雨飘摇的希凡尼亚，入职当时的美国半导体大厂、至今仍然享誉世界的“德州仪器（TI）”。
和张忠谋同期入职德州仪器的新员工里，有一个名叫杰克·基尔比的老哥，就是照片里看着就不像好人的这位，他比张忠谋大8岁，当年已经35了。不过，杰克·基尔比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关于这位老兄，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件事就好了：
那段时间，张忠谋经常和基尔比喝咖啡、聊工作，然后亲眼目睹了“集成电路”的诞生。
进入德州仪器的张忠谋可以说是“雏凤初啼”——3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新人菜鸟做到了项目主管，手下管理着20多个工程师。
然后，德州仪器告诉他：我们打算给你一个大大的福利：你去考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只要考上，学费，公司全包，工资，你照样拿。
他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没考上岂不是很丢脸？”——不过好在当时的张忠谋早已在电子领域驾轻就熟，分分钟就考上了，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顺利拿到了斯坦福的博士学位。
1964年，张忠谋33岁，身担德州仪器主管之职，手握斯坦福博士文凭，是他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忠谋的实力才开始显现：8年时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做到了收入排名第三高的职业经理人，第一名是董事长兼CEO，第二名是总裁兼COO，第三名就是他。在张忠谋之下的，是四万德州仪器员工。
但很可惜，德州仪器也开始走下坡路了。1972年，德州仪器内部的路线之争开始浮现：公司决定进军消费电子行业，打算牺牲部分半导体业务——擅长技术的张忠谋从此进入了十年黑暗期
1983年，张忠谋心灰意冷，递交了辞职信。从此，他便和德州仪器一刀两断。
历史在此时又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1977年，当德州仪器三号人物张忠谋因为公司路线问题苦恼之极的时候，一个29岁的年轻人加入了德州仪器，成为了张忠谋的四万下属之一。
这个年轻人比张忠谋小了整整17岁，祖籍江苏南京，1岁多的时候和父母跑到了台湾岛。他叫张汝京，几十年后，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芯片制造厂，取名为“中芯国际”。
1983年，张忠谋52岁，离开了奋斗二十六年的德州仪器，转投另一家半导体厂商通用仪器门下担任总裁——但很遗憾，锐意进取的张忠谋却引发了通用仪器管理层的激烈反对——包括董事长在内的一号二号人物以及他的下属在密室中做出了一个决定——Morris，Get out（张忠谋，出局！）。
在回忆录里，张忠谋依旧记得离开那天那辆车的车牌号——1898——那是“戊戌变法”的年份，也是“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终结的年份。
人生的前十八年，他为躲避战火而四处迁徙。在此之后的三十四年，他专心研究科技和商业的秘密。52岁的张忠谋其实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在德州仪器二十六年的奋斗经历，也让他赚够了足以维持下半辈子体面生活的金钱。
虽然这个谢幕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但，也是时候放下这些事情了。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许将不会听说过“张忠谋”这个名字。但科技的历史不会停滞，故事永远不会终结。在过了两年悠闲的养老生活之后，张忠谋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台湾的邀请信。
发出邀请的人叫孙运璿，他的意图非常简单：请张忠谋出山，担任“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一职——张忠谋果断答应了他的请求。
“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台湾地区在70年代设立的一个产业技术研发机构。当时台湾地区经济面临着转型压力，汇率、人工成本、社会环保意识等等原因都导致当时台湾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无力。
当时担任“小蒋经济部长”的孙运璿就建议模仿韩国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一个官方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并且把主要发展方向瞄准在了刚刚开始起步的半导体产业上。
于是，为了给“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未来的新竹科学园区物色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们就想到了张忠谋。
1987年，在台湾地区官方的支持下，工研院和飞利浦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约定共同成立一家专注半导体制造的公司并交给张忠谋和他的部下们进行筹备。
这一年创业的中年男人，不仅仅只有张忠谋一个——韩国水原，45岁的三星“二代目”李健熙带领三星二次创业，进军半导体。而在中国深圳，43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
对于未来，张忠谋的观点很清楚：别的不做，就做代工（Foundry）——台积电永远不会和自己的客户展开竞争。
那个年代的芯片产业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当年的芯片巨头玩的都是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模式，也就是从设计到制造封测全都亲力亲为自己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业背景，大多数人都并不认同“代工”模式——时隔多年之后，张忠谋向外界透露了一个当年的旧事：台积电初创之时，他曾经去找英特尔拉投资，结果英特尔不看好“代工”模式，直接就拒绝了张忠谋的融资请求。
但很快，反对者们就被教育了——事实证明，张忠谋对行业的认知，其深度吊打当时几乎所有从业者：芯片虽然是个好东西，但芯片厂的建设和调试都需要海量的金钱和漫长的时间。做IDM的人，虽然能够从头吃到尾，但其实每一个环节都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最后必然导致资源浪费。
等到项目完成，只怕是黄花菜都凉了——对资本来说，这就好像是看着碗里的肉却怎么也吃不到——难受坏了。
台积电自带工厂，玩的就是“代工”，张忠谋更是向全世界半导体产业宣布：选择台积电，成本降一半，质量好两倍，你们不需要建工厂了，把设计图发给我，我帮你们造！
不过，商业模式获得认可并不代表台积电就能做好——当时的台积电技术水平并不高，相比起英特尔和德州仪器还差得很远。
关键时刻，英特尔帮了台积电的大忙——1990年，初生的台积电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英特尔的前任董事长兼CEO格鲁夫是张忠谋当年在美国的老朋友、老对手，虽然在二人在商业上竞争得很激烈，但好歹也算是“英雄惜英雄”——董事长张忠谋和当时台积电总经理戴克想方设法把格鲁夫“骗”到了台积电工厂里，然后千方百计地劝说格鲁夫给自己一些帮助。
当时，英特尔正在大刀阔斧地裁撤原先的存储器业务，打算转向CPU——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的“软肋”，向格鲁夫打了包票：兄弟你现在这么忙，不如把造芯片的事儿交给我，你也好集中精力搞CPU设计，咱俩谁跟谁啊，我的技术你还不知道么？
格鲁夫一来绕不开张忠谋的面子，二来也确实被张忠谋捏住了痛处，于是大手一挥，事儿就这么成了。
不久之后，格鲁夫派出的专业技术团队便来到了新竹，开始对台积电进行“魔鬼训练”。格鲁夫技术团队一口气就给台积电指出了200多个问题，在张忠谋的“铁腕治理”下，台积电的技术人员很快便逐一进行了整改——最终，台积电通过了格鲁夫团队的审核，获得了来自业内绝对大佬英特尔的认证，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1994年和1997年，台积电分别在台湾地区的交易所和纽交所上市。
从此，台积电真正获得了“逐鹿中原”的资格，打出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80/90年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科技的图腾逐渐从轰鸣的巨型机械变成了微小的半导体。
随着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蓬勃发展，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制造处理器芯片。台积电乘风而上，业务逐渐开始火爆，慢慢积蓄力量。
此时，远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也顺应这个潮流，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传统的DRAM存储器业务被终止，资源转而投向其他领域，大量人员被清退——其中就有当时德州仪器DRAM部门的负责人张汝京。
1977年张汝京初到德州仪器的时候才29岁，当时还只是德州仪器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而46岁的张忠谋已经成为了德州仪器的“副帅”。
张汝京曾经谈过他和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的关系：张汝京当年的老板叫Martin，Martin的老板叫Kirk，Kirk的老板是Ron，而Ron的老板就是张忠谋。俩人之间隔着四个职级，张忠谋可以说是张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1997年，张汝京回到了台湾省，开始了他的创业——在多方资金的支持下，仿照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成立了“世大半导体”。
世大半导体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三年的时间里，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一路狂飙，达到了台积电30%的产能，成为了继台积电、联华电子之后台湾岛上第三大晶圆代工厂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大半导体的狂飙突进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当时的台积电已经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张口就要收购世大半导体。而世大半导体的大股东们当时也有了套现离场的念头，于是作价50亿美元，把“世大”卖给了台积电。
但张汝京并不愿意“屈居人下”——2000年4月，张汝京带着出售股票的钱来到了上海，成立了中芯国际。
当年在德州仪器的时候，张汝京就非常擅长组织各方资源来修建晶圆厂，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张汝京的发挥依旧稳定——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中芯国际大量购入了低价二手设备，在极短时间里就建设了4家8英寸工厂、1家12英寸工厂，杀进了全球前三的段位。
张汝京再次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这一次，局面就不是收购那么简单了。
2002年，台积电在美国向中芯国际发起诉讼，指控当年追随张汝京前往上海的前台积电员工涉嫌修路商业机密。2005年，中芯国际向台积电支付了1.75亿美元的赔偿金，两方矛盾暂时化解。
谁料好景不长，2006年，因为采取了新技术，中芯国际又被台积电起诉了——中芯国际“梅开二度”又向台积电支付了2亿美元，并且还让台积电持有了10%的股权。
反复的折腾让张汝京心累了——2009年，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离开前他签署了一份协议：三年不做半导体——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纠缠争斗，终于结束了。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张汝京刚刚“偃旗息鼓”，第二个“叛逆者”却又杀了出来。如果说上次的张汝京属于被台积电收购的“外人”，那么这次的“叛逆者”则是“根正苗蓝”的台积电元勋级人物。
台积电的第二个“叛逆者”叫梁孟松——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比张忠谋小21岁，1992年加入台积电，历任工程师、资深研发处长，手握500多项专利，是台积电当年用来击败IBM130纳米“铜制程”项目的二号功臣，更是当今主流芯片晶体管构型FinFET发明人胡正明的“亲传大弟子”。
2009年2月，梁孟松离开了台积电，2009年10月前后，梁孟松前往韩国成均馆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离职，但实际上梁孟松并没有在著名的成均馆大学当老师，而是跑到了三星半导体理工学院（SSIT）教起了书——SSIT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可是三星内部专门用来企业培训的大学。
2011年7月，梁孟松的“竞业限制协议”期满，他随即便正式加入了三星集团，开始担任三星LSI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同时也是三星晶圆代工的执行副总。
梁孟松对三星的帮助，不说是“救苦救难”，起码也是“再造之恩”。
当时的三星正在努力把制程从28nm升级到20nm。梁孟松看了之后觉得三星这样没用，主张“越级反杀”，直接拿下14nm。最后，三星领先台积电半年完成14nm攻关，而当时台积电也才只做到了16nm。
如果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只是给台积电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梁孟松在三星就属于给台积电大放血了——三星凭借14nm的技术抢到了台积电原本独占的“苹果A9处理器”的首批订单和高通的订单，顺带还进入了苹果的供应链，筑牢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此战，台积电损失了80%的苹果订单，股价下挫，整体损失10亿美元。
是可忍孰不可忍？告他丫的！他要能忍他就不是台积电了。
台积电反手就起诉了梁孟松，指控他向三星泄露了台积电的核心机密——根据台积电的说法：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代工厂的营收加起来连4亿美元都没有，梁孟松去韩国后，三星的代工收入就涨到了12亿美元——这要是和梁孟松没关系才有鬼了。
更何况，台积电委托的专家调查组发现：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产品拿的是IBM授权，和台积电的风格差异巨大。梁孟松辞职之后，三星产品长得越来越像台积电的东西——专门家门用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来比对，结果发现单纯从结构上来看根本没办法分辨。
台积电的法务部长方淑华当年评价“梁孟松事件”的话，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梁孟松的地位——“就算他不主动泄密，在三星选择技术方向的时候，只要他提醒一下，说一句‘这个方向你们不要搞了’，三星就能少花很多物力和时间。”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了2015年，最后以台积电胜诉告终——梁孟松必须离开三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再给三星提供任何服务。
虽然台积电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给人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感觉。但实际上，直到2013年，台积电仍然被一家同行公司按在地上爆锤。
尽管之前台积电发展迅速突飞猛进，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台积电都并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工艺制程——2009年梁孟松远走韩国的时候，台积电在全球先进制程市场的份额约等于零。
当时全球最先进制程芯片的市场，100%垄断在英特尔手中。不过，英特尔可能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2007年，乔布斯穿着他那件让国内许多自诩极客的人争相效仿的黑秋衣和牛仔裤，在加利福尼亚库比提诺的发布会现场向世人展现了一件“划时代”的产品——iPhone。（我极度建议大家有空再重温一次乔老师发布iPhone的名场面。）
随后几年，在苹果、谷歌、三星、HTC等多家巨头的推动之下，智能手机需求逐步开始爆炸性释放，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出货量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手机需求的爆炸即意味着芯片需求的爆炸，智能手机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全世界芯片产业的繁荣。
2007年，全球智能机出货不过1.5亿台，五年之后的2012年，全球智能机的出货量已经到了6亿。2015年，这个数字再度刷新，提升到了14.3亿部。尤其是2010-2013年，增长率平均60%，简直是坐着J-20往上走。
而此时，行业的潮流再度偏向了台积电这边——在智能手机的风潮之下，台积电的“代工”模式彻底碾压了传统的“IDM”模式。
众所周知，智能手机的迭代速度是以月份为单位的，几乎每家厂商每年都要推出新产品。而我们又知道，半导体行业讲究的是“一代设备，一代芯片”——只有掌握足够先进的制造设备，才能造出足够强大的芯片。
假如苹果、高通、海思这样的芯片品牌当时选择了IDM模式，那么他们需要把“天文数字级”的资源倾注在购买芯片生产设备上。紧接着，设计新一代芯片的速度必然会大幅度受限。而假如芯片厂商放了鸽子，手机厂商的研发速度也必然跟着变慢。
如果当年大家选了IDM模式，到了今天，苹果可能才刚推出6S，华为旗舰机或许是Mate20，小米3将有望成为雷总的主推产品。
于是乎，除了英特尔和三星，几乎所有的芯片设计厂商都选择了台积电的代工模式。乘坐着智能手机巨浪，台积电便从此一飞冲天。
2013年，台积电实现了当时最先进的20nm制程芯片的量产，成为了苹果A8芯片独家供应商，当年便在全球先进制程市场占了接近30%的市场份额。虽然当时的市场老大依旧是英特尔（近70%市场份额），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英特尔拦不住台积电了。
当然，除了时代和市场的外因，台积电自己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为了跟上“摩尔定律”的脚步，始终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张忠谋亲自组建了臭名昭著的“夜鹰部队”。
2014年，张忠谋提出了震惊全行业一整年的“夜鹰计划”——要求报名参加“夜鹰”的工程师们24小时全年无休进行技术攻关，所有研发人员实行三班轮换制，人歇机器不歇，加速突破10nm技术节点。为了刺激员工，“夜鹰”所有工程师的底薪涨30%，分红涨50%。
在如此反人类的努力之下，台积电在2017年实现了10nm芯片的量产，2018年实现了7nm芯片的量产。不过后来，因为这种比“996”还疯狂的制度过于压榨员工，“夜鹰计划”最终宣布废除。
除了“把人当牲口用”的“夜鹰计划”，台积电在新技术研发上也极其舍得砸钱。2019年，台积电研发投入占了总营收的8.5%，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台积电的研发投入占比就从来没有低于7%。
人海战术和金钱攻势很快就让台积电立足于不败之地——曾经打算和台积电掰掰手腕的联华电子与格罗方德直接宣布退出先进制程的竞赛——今天，只有三星、中芯国际、上海华力等少数几个厂商还在试图追赶。
掌握先进制程的优势，不仅仅是占领市场、获得订单那么肤浅——超强的技术使得台积电的财务状况极其优秀。2009年前后，在那个40nm制程作为主流的时代，台积电从突破40nm到40nm产品成熟（以贡献20%为标准）花了两年时间。等到16nm时代，这个时间缩短到了18个月。
2019年一季度，台积电的5nm量产成功，几个月后，5nm制程的产品便为台积电贡献了20%的收入。
搞研究，赚钱，再搞研究，再赚钱……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台积电的专利护城河越来越深，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就这样，台积电成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芯片工厂。
美国政府挥舞着制裁大棒，先后制裁了上百家中国企业和科研院所，其理由不外乎就两条：要么是怀疑你是军工企业，要么就怀疑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发展到高潮时，“被制裁”甚至成为了一种“品质认证”，签发制裁令的川宝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技术类企业首席认证官（非官方）”。
在这样的时代，台积电又岂能独善其身？—— 华为曾经是台积电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客户，为台积电带来了近20%的收入——如今说断就断，等于是直接砍掉了台积电的收入。
这还不算完：今年3月，有消息曝出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前往亚利桑那州建设总计6个最先进的5nm晶圆厂——相当于是直接插手台积电的经营管理。
2021年9月，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在45天内提交其客户的高度机密信息，从而建设一个所谓的“安全供应链”——这更是要了台积电的老命——台积电最讲究保密，“梁孟松事件”台积电不惜死磕到底，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机密。
有外媒甚至说台积电重视保密已经到了强迫症的程度，进入会议室之前甚至需要封住笔记本的USB接口，以免有人利用技术手段窃密。
在我看来，要台积电交出机密，已经是赤裸裸地“往死里打”了。
一切都来的太快了，长期醉心于技术攻关不问世事的台积电，终于也迎来了这个梦醒时分。收入、运营策略、客户机密……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这都是立身的本钱。但现在，台积电却似乎在这三个方面都束手束脚。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各项离谱操作让许多台积电的工程师们都感觉到了危机，而大陆的种种措施却让这群半导体工程师们更加认同。
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大陆的半导体厂商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除了能开出比台积电高出2-5倍的薪资来挖人，很多企业还给从台积电来的人每年数万元的子女教育补贴，如果把你之前在台积电的同事朋友也拉过来，你甚至还能领一笔不菲的佣金。
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此等丰厚的待遇，说不心动是不可能的。物质或许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边有一颗坚毅的决心，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已经陆陆续续有3000多人离开台积电、北上支援大陆的芯片事业。未来，他们将成为大陆芯片产业的精英。
看到这些选择来到大陆的台积电人，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江湖恩仇录：芯片“教父”张汝京与张忠谋20年风雨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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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互联网:一个台积电，半部芯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