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历史上最戏剧性的谍战——EDA之战
硅谷历史上最戏剧性的谍战。
从华为EDA被断供，到哈工大MATLAB被禁用……中国工业软件受制于人的局面，让人扼腕叹息。
但20多年前，几个华人却差点改写了这个行业。
01
1995年8月，Cadence公司的EDA软件工程师杰夫·马克汉姆例行拜访客户，却在对方电脑上看到惊人的一幕：在屏幕右上角，有一处微小的图形未对齐。
那是几年前，他和同事编写Cadence的EDA软件Cell3时，无意中产生的错误。而客户展示的，却是竞争对手Avant!公司正在交由其测试的最新版EDA软件——ArcCell XO。
杰夫的这一偶然发现，揭开了硅谷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桩商业纠纷案。
EDA，即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一种工业软件，可帮助芯片设计师完成从前端的构思、模拟到后端的布局、绕线和验证等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电路图都是手工绘制，不但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70年代末，随着晶体管越来越小、越密集，手工已难以胜任，EDA软件应时而生并快速商业化，诞生了一代又一代行业霸主。
到了90年代，已有Synopsys、Cadence迅速崛起，分别垄断了前端和后端市场。
尤其Cadence，在CEO乔·科斯特洛的带领下，只用四年做到行业第一，风光一时无两。
但就在科斯特洛人生得意时，厄运却一次又一次袭来，并且都与Avant!有关。
先是1991年，四名华裔工程师离职创办了Avant!的前身ArcSys，两年就做出了一代竞品——ArcCell。科斯特洛一直怀疑对方盗窃代码，却苦于找不到证据。
之后的1994年，最得力的干将也背叛科斯特洛，加盟ArcSys，并帮助后者迅速腾飞，实力直逼Cadence。
从这个意义上讲，杰夫对ArcSys的发现，让科斯特洛找到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但同时，也揭开了其内心深处，最不愿触及的一块伤疤：
他，本来是有机会扼杀这一切的！
02
1992年底，ArcSys还羽翼未丰时，科斯特洛找来芯片设计部总经理，人称“悍将”的徐建国，让其组建B团队，狙击ArcSys对Cadence的进攻。
“他最喜欢的书，一直是《孙子兵法》！”多年后，科斯特洛回忆称。
尽管徐建国对此并不认同，说自己更喜欢诗和远方，但他确实熟读兵书，并喜欢军队作战的方式。
在Cadence，徐建国以作风粗暴著称。
为了闪击对手，他在刚组建的B团队，发起了一场代号“AK-47”的活动。英文叫kill Arcsys within 47 weeks，意思是，47周内杀死Arcsys！
据其手下弗洛门霍夫说，徐有一天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桌上放了48颗子弹，然后说：“如果你失败了，最后一颗就留给你。”
为达成目标，徐一方面在技术上对Arcsys保持压制；一方面频繁走访叛变的客户，想尽办法策反他们，让他们重回Cadence的怀抱。此外，他还派人暗中调查Arcsys工程师的移民身份，一旦涉嫌非法，立即向当局举报。
在徐建国的打压下，刚出生的Arcsys风雨飘摇，1993年销售额170万美元，亏损却达220万美元。
“打A”大业眼看胜利在望，但堡垒却从内部开始坍塌。
徐对外秋风扫落叶，对内也是“杀人如麻”，动不动就解雇手下。其粗暴作风，在公司内部激起强烈反弹。
终于有一天，他和芯片设计部另一位高管吉姆·所罗门，因手下工程师的汇报归属闹掰了。
吉姆·所罗门，那可是业界大佬，更是Cadence的前身——SDA公司的创始人。两人不可和解的冲突中，亲自提拔重用徐的科斯特洛，站在了所罗门一边。
更令徐建国无法容忍的是，科斯特洛还雇了一个局外人来负责领导他的部门。
沮丧的徐建国，因此萌生退意。
他对科斯特洛说，自己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在这个行业干下去。1994年3月的一天，在Cadence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徐建国最终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
力量的天枰，在那一天开始反转！
多年后，科斯特洛乃至整个Cadence公司，都为这个反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3
“你要去哪里？！”接到徐建国辞职信的科斯特洛，仿佛被一枚沙皇氢弹击中，震惊不已。
“不知道，先去海滩修养一段时间。”徐的回答轻描淡写。
但科斯特洛内心的焦虑却丝毫未减，因为，徐，那可是出了名的“狠人”。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徐曾在纽约边打工，边申请学校，几个月时间刷了1000多个马桶。之后，他直奔MIT的教授办公室，逐一毛遂自荐，最后被录取。
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超强的企图心与推销员特质。
科斯特洛犹记得，1983年初，Cadence公司的一次团建活动，要求每位高管画一幅自画像。徐建国迅速画出一只飞向远方的大鸟，粪便跌落一路。
“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且我倾向于在身后留下痕迹。”
果然，几天后，最坏的消息就传来：徐建国宣布就任ArcSys公司总裁兼CEO。
原来，消息灵通的Arcsys，在得知徐建国遭遇不快时，就已向徐伸出了橄榄枝。彼时，他们已被徐和Cadence一连串碾压，几乎推到绝境之中。
把徐请到自己的阵营来，被他们视为最后的翻盘机会。
“这就是你说的海滩？”得知消息的科斯特洛怒不可遏。他先是打电话质问徐，之后，又紧急约见Arcsys的一名董事，威胁要提起诉讼。
尚在襁褓中的Arcsys哪经得起恐吓，乖乖坐下来谈判。
经过三个月磋商，双方签署了一份保密和解协议：徐可以担任Arcsys公司CEO，且不受盗窃商业机密的指控。前提是，年内不许再从Cadence挖人。
有了这份协议，徐建国开始“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扩张势力。
EDA工具门类繁多，保守估计也有几十种。许多初创小公司，往往只做一两种，然后伺机卖身给大公司。徐建国却有着不一样的野心：他要做Cadence、Synopsys那样的集大成者。
为此，他开动战争机器，以三年许可模式，取代传统的永久许可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客户成本，迅速赢得市场。短短一年多，Arcsys销售额就激增六七倍，并扭亏为盈。
1995年，Arcsys还成功上市，并与做验证技术的ISS合并，更名为Avant!。
有了更多资本的徐建国更加势不可挡，先后发动十几起并购。合并后的Avant!，再也不是昔日吴下阿蒙，而是咄咄直逼Cadence，并已严重危及其地位。
最令科斯特洛无法容忍的是，徐竟然如法炮制之前的策略，在Avant!发起了代号“JFK”的运动，并组建“K团队”。
Cadence认为，JFK代表杀死Cadence的旗舰产品Cell3，但徐予以否认。
不仅如此，徐建国还私下密会Cadence的核心员工。
他当然不会只是见见老朋友，徐的这一手，彻底激怒了科斯特洛！
04
1994年9月，Cadence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之一米奇·伊古萨，突然提出辞职。
尽管科斯特洛极力挽留，并承诺提供100万美元奖励计划，但伊古萨去意坚决，而且在走之前拒绝了签署保密协议。
伊古萨手握Cadence的核心机密——FRoute和QPlace，那是一种全新的布局布线技术。
科斯特洛因此如临大敌。伊古萨一走，他就立刻派人对其用过的工作站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伊古萨离职的前一天，向私人邮箱发送了6M的文件。
其中一个5.3M的文件，正是FRoute和QPlace的源代码！
机警的科斯特洛，立刻向警方报案。
随后，地方检察官搜查了伊古萨的住所，不但在其电脑上找到了源代码，还搜到了他跟徐建国等人的约会和转账记录。
伊古萨随后被指控犯有六项重罪。Cadence则雇用私家侦探，继续对他进行24小时秘密跟踪，并且很快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即便已被检方指控，伊古萨依然搬进了距离ArcSys仅一个街区的办公楼，并多次前往ArcSys总部。Cadence的私家侦探甚至拍到，伊古萨在地下停车场从ArcSys一名高管手中，接过装满现金的信封。
调查人员还在伊古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一份文件，显示被指控之后，他仍在试图修改源代码，以消除Cadence的痕迹。
伊古萨只是徐建国众多的笼络对象之一。1995年初，双方约定的挖人条款到期后，徐开始疯狂招揽Cadence的员工，短短一个月便挖走了9人。
科斯特洛则无一例外，对所有辞职者的电脑进行了搜查。而且果真又有重大发现：一个名叫郑志良的工程师在离职前，复制了一个压缩包文件——byebye.tar。
压缩包里，不但有最新版的FRoute和QPlace，还有尚未发布的VSIZE算法——这是一种尺寸优化算法，能够告诉芯片设计师：给定电路数量的电路，芯片必须做多大？
一年后，已更名为Avant!的ArcSys发布了具备相同功能的第二代产品——ArcCell XO。一位同行惊呼：“他们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开发了它。”
诸多迹象表明，Avant!确实抄袭了Cadence的技术，但科斯特洛手中并无直接证据。
直到杰夫·马克汉姆在客户的电脑上看到那惊人的一幕，并断定自己抓到了Avant!的ArcCell XO抄袭Cadence的铁证：抄得连Cell3的错误都忘记改。
05
当马克汉姆向自己汇报在客户那里的奇遇时，科斯特洛内心狂喜：
这下，终于抓到了狐狸的尾巴。
他立刻聘请外部专家，对两款软件的源代码进行评估，结论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大量复制源代码的行为。”随即，科斯特洛向地方检察官报了案。
硅谷历史上的旷世奇案因此渐入高潮。
1995年12月5日，20多名警察和FBI特工突袭了Avant!总部，移走计算机、文件和磁盘，并对员工进行盘问。他们从公司创始人伍自立的办公室搜到的资料显示：
1991年2月底，伍自立和廖裕人、卓允中、蔡孟彦四人，从Cadence辞职后，短短19天就完成了47000行代码。但一个程序员，状态好时，平均每天也只能写100行。
这些代码背后的数据库技术，是布局布线软件的基础。尽管Avant!声称，使用了公开的源代码。但检方依然怀疑，它们是抄自Cadence的Symbad数据库。
第二天，Cadence正式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同一批人，三次闯入我家，偷走我最有价值的物品……我感到震惊和愤怒。诉讼的目的只有一个，为Cadence数百名才华横溢的员工讨回公道！”
法庭上的科斯特洛，显得格外激动。
检方也派来强硬人物，圣克拉拉县副检察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朱利叶斯·芬克尔斯坦。
“这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而是彻底的盗窃案。”芬克尔斯坦义愤填膺。
但在徐建国看来，Cadence这是滥用法律制度。
“这是典型的公司恐怖主义。一些大公司变得自满，当技术被小公司超越，又无法在市场上取胜，就诉诸法律和抹黑手段！”
“这真是愚蠢，来吧，乔（科斯特洛），让我们战斗！”
他还在一次记者会上，将20多名博士员工一字排开，让媒体拍照：
“我们雇用了世界上最有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有能力研发尖端技术，何必去偷别人的东西？”
法庭内外，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逐渐偏离了轨道。
徐建国指责科斯特洛，在警方搜查之前，伙同手下员工，卖空Avant!股票获利。许多人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卖空股票。
科斯特洛则辩称，自己为了避嫌，早在突袭前几个月，就清空了头寸。为此，还亏损了30万美元。
这个一手缔造了Cadence的辉煌，曾在万圣节扮演蝙蝠侠克星的男人，同徐建国一样，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诉讼开始后不久，他便发起舆论战，同华尔街分析师打电话，给Avant!客户发邮件，告诉他们：
FBI已提起刑事诉讼，员工已成群结队离开，Avant!马上就会倒闭！
作为Cadence的支持者，美国著名技术作家丹·吉尔莫尔甚至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公司是否应该被处以死刑？”
但在换工作如同换衬衫的硅谷，科斯特洛并没有赢得多少同情和支持。在“硅星人”看来，诉讼手段很LOW，靠创新赢得市场，才光荣！
很多当地的记者和客户指责科斯特洛，利用法院，殴打弱小的对手。芯片制造商S3的一位客户还给他发来一封言辞激烈的邮件，上面写道：
“故意在法庭上搔首弄姿，你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Mentor公司CEO沃利·里内斯评价：“这不过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争斗！”
更多的人则认为，双方都很肮脏，科斯特洛制造了一种令人抓狂的气氛。“乔的立场是，他们偷了代码，应该倒闭。但业界对此并不认同。”
连董事会、客户和朋友，也都纷纷敦促他，放下执念。
徐建国更是不忘在《商业周刊》上补刀：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更喜欢讨论我，而不是Cadence……因为Avant!产品的性能大大优于Cadence。”
舆论的质疑、对手的嘲讽、身边人的不解……令科斯特洛肝肠寸断。万念俱灰的他，最终在1997年离开了Cadence。
理由是，与Avant!之战，令自己感到恶心！
06
科斯特洛的退出，并没冲淡两大EDA公司的火药味。
1996年，在律师的建议下，Avant!采用“洁净室”手段，重写了涉嫌侵权的代码，并将新一代产品命名为Aquarius。
徐建国和他的团队，极力想洗脱这场官司和罪名，并宣称，Avant!致力于以更先进的超深亚微米技术，来解决客户最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Cadence可以将法律纠纷抛诸脑后，在开放市场中竞争。”
但Cadence认为，Aquarius不过是ArcCell的重命名版本，对Avant!穷追不舍。
事实上，自1995年底发起民事诉讼来，Cadence便不遗余力，寻求法院的支持，以禁售Avant!的相关产品。
更令徐建国生气的是，1997年4月11日，圣克拉拉县检察官芬克尔斯坦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
行动前，芬克尔斯坦通知了Cadence律师，却没有告之Avant!。
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Avant!股票短短三分钟成交45万股！此后几个交易日，股价狂泻50%。
这彻底激怒了徐建国，“我要为此战斗至死！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一位高管事后回忆道。
愤怒的徐建国，不惜代价，组建了一支豪华的辩护梦之队。
这些旧金山湾区最顶尖的商业律师，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焦土战役，运用各种手段，先后让三位法官离开。
徐建国还聘请著名媒体顾问，曾帮助克林顿度过白水门危机的马克·法比安尼，发起了一场广告战。
这排山倒海般的阵势，虽然有效阻挡了Cadence的进攻，但也仅仅只是阻挡和延缓。
毕竟，理亏的一方是Avant!。而Cadence也从没打算放过它。
1997年9月，美国上诉法院判令Avant!，禁止销售ArcCell系列产品。
一年后，Aquarius也遭到禁售。
即便如此，Cadence依旧不依不饶，继续将目光投向Avant!的最新一代产品Apollo，甚至是更先进的下一代产品Astro。
更“难缠”的还有检察官芬克尔斯坦，为了推进案情，他转而采取大陪审团方式。
原告方的坚持不懈，令Avant!精疲力竭。整个2000年，徐建国目光东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台北和上海两地，逐渐淡出硅谷。
07
随着诉讼的推进，Avant!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虽然收入在增长，人才却在不断流失。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管理层决定：伏法认罪！一场持续了近六年的硅谷大案，渐入尾声。
2001年7月25日，整个庭审进入最后的环节。
法庭上，圣克拉拉县法官康拉德·拉辛大声质问伍自立：为什么从雇主那里窃取数据库？
伍称，当时年轻，经验不足，天真地认为，复制这些代码并不构成犯罪。
已离开Cadence多年的科斯特洛，亲自出庭作证，谈到徐建国时，他情绪激动，忍不住调高音量、声音颤抖。
“整个公司建立在一连串的谎言上，无一例外！”类似“叛徒”“谎言”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其证词中。
最终，徐建国等六人，以及米奇·伊古萨，以不抗辩承认了罪行，公司被判处1.95亿美元罚金，加上对个人的罚款，共计2.65亿美元。
除徐建国外，其余几人，均被判处一到两年的监禁或缓刑。宣判当天，徐以心脏病为由，辞去总裁一职，随后搬回了台湾。
对于这样的结果，科斯特洛兴奋不已：“谢天谢地，太棒了！它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偷源代码是不能容忍的犯罪！”
检察官芬克尔斯坦更是宣称：“对硅谷和软件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大仇得报的科斯特洛有理由高兴，徐建国也得以全身而退，但两个男人的执念之下，本该成为EDA行业双子星的Cadence和Avant!，却两败俱伤。
对Avant!来说，2.65亿美元罚金，比其历史上积累的利润总和还要多！
不仅如此，庭审宣判后不久，另外两大EDA巨头Synopsys和Mentor，悄悄派人前往台湾，密会徐建国。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Synopsys以7.81亿美元，拿下Avant!，创造了EDA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
由此，Synopsys成为横跨前、后端的EDA软件巨头。
不久，Cadence痛失行业冠军宝座。
一度濒临绝境的80年代EDA三巨头之一的Mentor，也得以东山再起，重回三强之列。此后二十年，EDA行业的大格局得以确立。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个发现屏幕异常的工程师杰夫·马克汉姆，最后获得了百万赏金。
而曾经出卖了公司的天才伊古萨后来加盟SPC公司。但很快，SPC便被Cadence收购，伊古萨得以重回Cadence。
08
Cadence和Avant!大战，在硅谷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却又令人嘘唏的一页。
一家华人主导的EDA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为行业巨头，创造了华人软件业的奇迹。
但同时，它又以一种耻辱的方式落幕，给整个华人圈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商业周刊》曾经评价，这是硅谷历史上最戏剧性的白领犯罪故事。
但仅以犯罪和耻辱来形容Avant!，显然有失公允。
事实上，在Avant!后期，徐建国和他的团队曾极力想摆脱早期抄袭的阴影，他们大力投资下一代技术。
在第三代产品Apollo中，他们集成了Jupiter等前端技术，差一点就在Synopsys之前，成为横跨前、后端的EDA巨头。
1997年通过收购获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优化的时序驱动技术，更奠定了其领先的市场地位。到2001年，几乎与Cadence平起平坐。
下一代产品Astro，在时序优化方面，比之前产品快30倍，以至被Synopsys收购后，成为后者的主打产品之一。
即便早期的ArcCell，根据Cadence当时聘请的专家评估，145万行代码，也仅有几千行代码涉嫌侵权。其余大部分代码，均为Avant!的心血之作！
法院的判决，也不支持Cadence对Avant!下一代产品Apollo和Astro的禁售诉求。争议主要集中在ArcCell的数据库代码上。
在那个IP观念还很淡薄的年代，对与错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有时，在利益的驱使下，难免走得太远。
Avant!剽窃了盖地基的几块砖头，但不可否认，其技术是先进的，也因此才赢得摩托罗拉、朗讯、TI、AMD等众多大客户的信赖。
尤其在徐建国任期内，Avant!连续30个季度实现财务增长，成为EDA历史上增长最快也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对此，其竞争对手、Get2chip公司CEO伯纳德·布劳恩曾评价：
“Avant!是一家拥有强大产品的公司。有些人犯了错，不得不付出代价。但如果说，仅仅因为偷了一些代码就成功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作为唯一出庭作证的华裔人士，徐季平痛心疾首道：
“Avant!是13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打拼的结果，他们的心血不应该被忽视！“
徐建国和Avant!身处硅谷历史上，一个沸腾而激动人心的大时代。无数技术天才，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不断创造着奇迹。
华人在其中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除徐建国外，黄炎松曾是Cadence的前身——ECAD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南宁曾在Montor担任副总裁……
他们和缔造了Avant!奇迹的那批人一样，用实力向外界证明了，华人在EDA编程方面一点也不弱！
如今，那个属于硅谷的激荡年代，已渐渐冷却。
但在大洋彼岸，一种想要改变世界半导体产业规则，进而掌控自己命运的激情，却如海啸般激荡在14亿人心间。
几千亿国家大基金、数十万专业人才，正涌入半导体产业，其中就包括最上游也是技术最尖端的EDA领域。
中国工业软件的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