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对话：魏少军与行业掌舵者共议中国半导体生态

在9月6日举行的ISES China峰会上，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与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博士、英诺赛科科技董事长骆薇薇博士、中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尹志尧博士和兆易创新首席执行官程泰毅，以“加强中国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合作战略”为主题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展开了讨论。

魏少军：宽禁带半导体作为比较新的一个产业，与硅基半导体的发展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存在哪些问题会影响宽禁带半导体下一步的发展？应该如何去改进？

骆薇薇：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生态，起步相对较晚，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虽然近些年来一直在加快发展速度，但是整个的产业生态相对于全球仍处于由弱变强的发展阶段，在一些关键领域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制于人的。

在半导体60年的发展历史中，全球半导体的生态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作分工的格局，在大的分工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产业生态主要还是偏重于相对低端和后端一点的。包括封装在内的制造，近些年才有一些大的发展。所以对比全球其他地方，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完整性和发展程度要稍微差一点。

氮化镓作为未来半导体材料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发展一次新的机会。虽然我们在传统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很多点，在很多技术上，确实落后的比较多，但是在这些新的东西上，我们是有机会取得突破的。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我们必须在一些关键点上有足够的积累和话语权，才能快速地在全球的这种大的格局下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展望宽禁带半导体的未来，如果全球半导体生态的发展不再以市场和效率为主导，而是变成以政治为主导，在整个大的生态环境下发生最极端情况的话，宽禁带半导体也会在个别的材料上和方向上会受到一些影响。这和其他的半导体领域是相同的，但这种影响会相对传统半导体要小一点。因为宽禁带半导体目前不需要最先进工艺，对先进设备等各方面的依赖都会小一点。

宽禁带半导体的很多设备在今天看起来基本上可以在国内获得，核心设备很快可以实现自主可控，后期产业的发展受到的制约性相对会弱一点。另外，氮化镓是一个新的赛道，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对整个产业生态有一定的自主控制权，所以在早期生态建设过程当中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而取得优势地位，争取成为半导体全新生态的一个主导者，这对于化合物半导体来说是一种机遇。

魏少军：全球化非常重要的标志是会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让全球半导体产业迅速从1000亿美元的规模发展成为超过5000亿美元的规模。近日美国总统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以下简称芯片法案），中微公司如何看待芯片法案的实施对全球半导体生态的影响？

尹志尧：我个人认为芯片法案主要不是针对中国的，其更主要的目的是美国希望弥补过去40年的半导体制造产业从美国向亚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希望把芯片的技术和制造能力拉回美国。但是发展自己国家的半导体产业，要使自己走的更快，而不应该通过阻碍其他国家的集成电路的发展，来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集成电路的发展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赛道，将一个障碍放到别人的赛道，阻止别人跑得快，这样的比赛就没有意义了。集成电路的发展是全球的努力，中国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Intel早期的技术，很多是华人在领衔开发的。FinFET就是华人教授发明的。LAM和应用材料早期和中期有50%以上的设备开发，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主导的。

芯片法案的出现也有美国自己的逻辑，作为竞赛者，美国不想把自己最尖端的科技分享给别人；而中国也应该意识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中国要自立自强，要把一些最基础的东西要开发出来，来减少对其他人的依赖性。

芯片法案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两面性，不好的方面在于先进的设备的获取，14nm及更先进制程的发展会走得慢一些。但是反过来，芯片法案会促进国内在基础环节更好的发展。就中微公司的感受来说，中微的产品有700个国际的供应厂商，其中450个处于活跃状态，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到现在为止，他们都给了中微最好的支持，政策变化后对中微的支持并没有减弱，在疫情肆虐期间反而加强了。

魏少军：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竞争当中发展，竞争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因为自己受到别人的阻碍而丧失信心。中国在未来发展当中应该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广泛的国际合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当然也要正确认识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其实是躲不开的。那么，在美国的芯片科学法案和chip 4联盟的大背景下，从中芯国际的角度来看这将带给中国半导体企业什么样的挑战？从中芯国际来说如何应对？

赵海军：这个问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看：从宏观上看，过去40年全球产业形成了分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一个制造大国和经济大国。但是在国际分工中也有不想让你碰的东西，这类分工不属于你，属于别人，比如一些利润更大的领域，或者牵涉到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东西。别人不想让你做，不一定是合理的，你还是要做，所以就觉得脱钩了。这可能是大家现在对全球化消失和脱钩一个理解。其实，全球化并没有真断，但原来一些没说不给中国做的东西现在得不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更重要更急迫了。

从更宏观一点来看，教育优势、科研的积累以及对全世界的人才聚集，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创新是过剩的，不把这些创新成果卖到其他国家去，其实他们是亏了的；通过卖创新，全世界都在攒美元，买国外进口的东西，也使得国际化这个风更强，美元更坚挺；创新的人也更有钱去创新，所以大家看到长远上分工的确是存在的，如果创新的人说创新不给你了，这个技术不让你用，他是吃亏的。

另外，国际合作和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有时好有时坏，现在可能大家感到节气有点变化，其实未尝是坏事。做半导体投资，一次制造砸下去的钱就有上百亿美元，70%买设备，30%圈地盖厂房做辅助，这个工厂至少要运行20年，大年小年都会有，所以产业不要只从短期来看这件事，未来的20年不一定越来越差！面对坏的时候，竞争对手可能挺不过去，挺下来就赚了；好的时候当然大家都赚，我们要准备好坏的时候该怎么样做。

从微观上看，全球集成电路产品的销售额里有47% 是美国公司做的，但美国的产品制造只有12%，这对美国来说公平吗？不公平，他们的产品有35%是在国外做的制造，国际上稍稍有点波动，就会影响美国很大一块创新的输出经济的利益，所以美国要多建一点产能，影响不大。 中国用了全世界35%的半导体产品，国内的制造加上合资公司和外国公司也不超过15%，这对中国也是不保险的，所以中国扩大国内集成电路生产规模也是对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建立规模的时候都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投资回收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大家希望有一些政策的保护、补贴、免税，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情况，实际上大家也都在做，中国也是这样。但企业最后的成功是国际竞争力的建立，是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成本只是一个因素，政府可能有补贴，但这不是成功的全部，还需要半导体企业不断地创新，准时交付技术，以及跟国际客户和中国客户的长期战略合作，当然还有经营和其他方面的事情。这样来看，无论是芯片法案还是CHIP 4联盟都不是那么可怕。

魏少军：从兆易创新角度来看今天的生态环境以及未来全球发展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兆易创新会怎么去解决它？

程泰毅：今天的生态环境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非常挑战的一面。对于这两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逆全球化或者国产替代，我认为国产替代不是一个目的。半导体还是全球化的一个产业。国产替代本质上是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在一些产品领域里看到的一种现象。但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可能碰到的更多可能不是国产替代，而是”替代国产”，也就是说我们内卷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产业基础比较弱，产业内能够做的产品比较少；另一方面是资本尚未完全市场化。

对于中国半导体来说，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就设计公司来讲，中国的前十大设计公司加起来的营业额收入可能跟全球第一名、第二名差不多。在过去，国内的产业是以价格敏感型、同质化较高的产品之间的竞争为主，这造成资本的投入效率不高，人才的浪费也非常高，很多的工程师是在做同样产品的开发。

去年开始，经济受到一些挑战，整个产业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各家公司被迫要做一些更创新的产品，更有质量的产品，更差异化的产品，这个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出路。从整个生态来讲，可以看到硅谷的生态是以初创公司开发创新的产品为主，而大公司是以规模化，兼并收购初创公司完成产业化为主。而从中国产业来看，无论公司规模大小，过去大多都在做同质化产品，但是现在我们正逐步转向为以小公司更多地去创新，大公司去做规模化、产业化的形式，我们正刚刚开始有这个转型的趋势，这对整个生态来说，也可能将会是一种更健康、更能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形式。

刚才魏教授提到IDM和Fabless，无论是IDM， Fabless，还是Virtual IDM, Lite IDM, 有些产品适合IDM来做，有些产品适合Fabless 来做，这些取决于产品的属性。对于公司而言，产品应该往创新、高品质、差异化方向发展，同时全球化的市场还是存在的，国外的客户并没有因为芯片法案产生特别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只要产品的品质、创新水平够，海外的客户还是非常青睐中国的产品，这个也会是行业同仁可以共同去努力的方向。

魏少军：在过去我参加的一些研讨会当中，一些国家的专家对政府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来发展半导体的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有非常尖锐的一些看法。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参与到推进半导体的发展当中，那么各位认为政府在集成电路发展中是怎样的角色？有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做的呢？

尹志尧：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美国的集成电路都是民间搞起来的。但是中国集成电路起步很晚，在国外已经是每一个领域都是两三家完全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光靠小企业的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来说政府和业界合力可以改变落后状态。不仅是在中国是这样，即使先进的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光是靠企业端，结果就是会慢慢落后，所以政府企业一定要合作。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体制和政策的产业环境，比如开发区这种产业环境。但是对于企业的产品规划应该交给企业自己去做。半导体产业包含细分行业，如果没有足够了解很容易发生判断失误。

在资金运作上，政府的引导资金可以推动民间投资，但不要包办代替把企业搞成国企。企业可以期待政府的政策支持，但不要把宝押在政府支持，要自强自立，要把宝押在自己的努力上，这样的话会发展很快。

骆薇薇：在半导体的发展已经和政治挂钩，上升成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政府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政策、统一规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各个地方政府对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积极性非常地高，有一点用力过猛，这会导致整个产业的资源不聚焦。

当前中国半导体产业资源其实还是有限的，如果过度分散的话，很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地方政府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量力而行，制定出符合国家大战略的政府的发展的策略，而不要就是盲目地去发展半导体。不要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否则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程泰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遵循市场规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优胜劣汰都起到重要作用。政府的支持肯定是重要的， 但不要影响市场机制。政府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还有一些比较长期的重大资本投入上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赵海军：半导体产业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实际上是把国家安全、战略性需求和市场未来的东西都搅在一起了。政府需要分清楚哪些属于战略层面，哪些是国家安全，哪些是市场机制，然后各司其职。亚洲半导体产业的成功经验证明政府给激励和税务支持对行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帮助分散了风险，能让更多的企业更安全地去做事，这本身是对的，但是在这里面也要定一条底线，就是市场的公平机制。不要让各地政府太内卷，内卷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会影响整个市场机制；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什么做法和政策是普适的，因此政府要一边支持一边总结和改进。

魏少军：半导体已经进入了高投入，且非常需要资源投入以支持创新的阶段。政府投入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投入不能代替所有的事情，所以企业自身的能力更重要。企业完全靠在政府上肯定是不对的，政府想把很多东西强加某企业也是不对的。政府的资金应该更多地放在战略性创新性企业上，也需要保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