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荣耀、财阀与政治：存储器战争的阳谋
前言
以日本的政治条件和资源，想和美国进行全方位的竞争，是不现实的。只有在连美国的也无法掌控的基础科学领域深耕，才能让日本在半导体产业拥有那宝贵的一票否决权。这是一种无奈的智慧。
01日本财阀与废墟上的工匠
1858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末期，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日本封锁超过200年的国门。
日本战败，同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安政五国条约，被逼进一步开放港口，允许自由贸易、确立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等等。枪炮带给日本的除了耻辱，还有西方思想。开眼看世界的日本在接下来的十年只做了一件事：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1868年，日本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推行明治维新，希望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让日本能够像对手一样强大。
而在明治维新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日本的私人企业登上历史舞台。
财阀，开始崭露头角。
我们可以认为财阀是一个家族单独拥有的多元化集团或者企业集群。称之为财阀，有两个条件：单一家族（或者大家族）、规模庞大。
日本财阀里，历史最悠久的是三井和住友。前者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卖水饺的，但实际上拥有超过340年历史。后者拥有430年历史，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财阀。财阀的形式并非是日本所独有，但是像三井、住友这样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巨大，日本却是独一份。
三井旗下最著名的产业，例如东芝（Toshiba），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至于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四十年前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更是家喻户晓；还有索尼（Sony），他们家的PS4游戏主机，是很多男生的最爱。
住友的核心企业松下（Panasonic）、日本电气（NEC），也是之后半导体竞争的主要玩家。
明治维新到了1880年，日本开始逐渐形成一大批国营军工企业。然而这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的日本来说，国营军工产业和民营企业完全处于割裂状态。然而这部分产业不仅无法带动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巨大且无效（半殖民地）的军事开支反而让明治政府的财政压力瞬间陡增。
于是在1880年11月，无计可施的明治政府开始打折甩卖“国营企业”。例如，当年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以9.1万日元转让给三菱（如果一次付清）；投资59万日元的冰库造船局，以更加夸张的5.9万日元的价格转让给川崎。
就这样，这些私人财团以垃圾的价格买到了黄金，拿到了实质上极为优质的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甚至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处理这些“垃圾”，还会搭售赚钱的优质资产，像极了我们现在的不良资产包，好苹果总是和烂苹果成双成对。
然而日本政府失算的是：其实那全都是好苹果，只是由谁来经营的问题。
此后的将近50年，大的财阀格局初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浅野、古河、大仓等6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能源、农业、造纸、钢铁、航运、金融等等几乎所有领域，日本经济基本完全被财阀所掌控。
大财阀们在角逐财富和权力的过程中，直接推动了整个日本工业和经济实力的快速推进。然而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军国主义的滋生，加上财阀对财富的掠夺让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日本社会动荡不堪。
日本最终选择了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然而操蛋的战争，不仅没让日本解决问题，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灾难。后来，美国拉着几个拥核大国开会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美国特地把日本也叫到了现场。有国家就问，日本没有核武器啊，来参加这个会议是什么目的？美国淡定的说：
就是让他们跟大家介绍介绍核武器多么恐怖…
1945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和英国对于日本问题的考虑一度出现了分歧。
美国认为应从根本上杜绝日本再度成为世界的威胁，主张长期驻军，遏制日本的军事行为。而英国考虑到自身利益，认为应当柔和地处理日本问题。而事实上，英国很清楚谁才是这件事情的主导，但是大英帝国的尊严还是要的，该“提议”还是要提议。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既然要全方位改造日本，那么最主要也是头一份的工作，就是拆解财阀。
麦克阿瑟颁布了《禁止经济力量集中法》，将日本几大财阀进行了拆分，但是没成想日本财阀们暗度陈仓，私下完成了相互持股。
日本几大财阀表面上被拆解，但是事实上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同盟。
毕竟是在别人国土上实现“自己的梦想”，麦克阿瑟非常非常重视舆论宣传。麦克阿瑟左手拆财阀，右手又利用财阀的企业，例如东芝等大量生产收音机，好让所有的日本人都能感受到“美国的友好”。
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诡异的情况。日本企业生产的收音机，良品率极低。作为战胜国，很难理解一个强大的对手目前的工业水平已经无法顺利地生产收音机…从这角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被摧毁到了什么程度。
日本制造，一度成为劣质的代名词。
无奈之下，为了“工作需要”，麦克阿瑟请来了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美国人爱德华兹·戴明博士。
戴明博士当时在美国境遇并不好，但是麦克阿瑟很清楚戴明的能力。戴明博士推出了“质量管理十四法”，通过科学的方法，让日本的工业品重建了质量管理流程。在戴明的带领下，日本企业创造了全球企业都羡慕的质量管理方法，日本产品开始建立起“高品质”的口碑。
1951年，日本设 立了“戴明质量奖”，这不仅仅是为了肯定戴明的杰出贡献，更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的图腾。
对质量的绝对要求，成为日本产业界的灵魂支柱，这是日本之后面临几乎所有产业选择的底层逻辑。
1953年，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从美国带回了晶体管专利。这种全新的技术让日本看到了快速崛起的希望，兴奋的日本人很清楚自己在制造以及产品质量上的优势。
此后的20年，在日本政府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帮助下，日本的半导体产品以摧枯拉朽之势走向全世界。叠加日本强大的质量优势以及成本优势，日本半导体迅速崛起。日本半导体产品开始挤占美国的市场，直接导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这让美国无法接受，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第一次反制。美国暂停对日本的技术支持，让日本半导体产业出现了瞬间的休克。
日本政府为了扭转危局，日本政府在1976-1980年的五年间，发布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VLSI），联合日本半导体巨头日本电气（NEC）等，成立研究联盟，核心研究领域集中在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电子元器件。此外，这时候的日本，第一次涉足“基础研究”，日本人认为，美国最强大的是物理和化学，而非工程。
这项计划历时五年，日本共获得了约1000件专利，包括一些基础科学专利，逐渐在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也有了自己的积淀。
到了1985年，与美国相比，日本在机电一体化、计算机硬件、高精度精密加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都开始显现出优势。美国开始发现，日本很多技术已经不是源于自己。
这是最令美国恐惧的，美国人擅长创新，但是在制造领域却不如工匠日本。日本人的“创新”好像是另一种路子，令美国人咋舌。
当工匠懂科学，释放出的战斗力是恐怖的。
当美国人感受到压力的时候，1985年前后，日本的集成电路产品已经占到美国市场的30%，最尖端半导体产业占到90%。
与此同时，日本半导体产业规模迅速膨胀，到了1992年，日本用于出口的半导体比重从1975年的5%快速膨胀到45%。
日本的成功，除了源于坚持已久的工匠精神，源于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追求，更来自于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日本在VLSI计划时对基础科学领域的重视和觉醒，冥冥之中成为了之后日本能够在面临毁灭性打击下继续在半导体领域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根本。
02国家庇护下野心家——韩国财阀的崛起
韩国财阀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当时一些民族资本家建立了自己的本土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但是对于当时的重工业为主的时代，这些轻型企业实力并不强，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力。
被日本殖民时期，这些韩国财阀眼看着自己侵略者，懂得了一个事实：
跟着国家走，可以把企业做大。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韩国财阀加速扩张。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没有消除日本财阀，这让韩国企业界没有摆脱日本财阀思维的控制，依然维持着过去的运营方式，靠着国家和政府的庇护经营企业。
很明显，此时最大的利益就是对日本财产的分配。这给了当时的韩国政府极大的主动权，也笼络了一帮“民族资本家”在其周围。
韩国财阀在1960年开始的30年中，迅速做大。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政府。为了尽快恢复韩国经济，军政府赦免了大肆敛财的韩国财阀，让他们将功赎罪参与国家建设。同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分配给财阀。
朴正熙政权奉行“经济优先”政策，大财阀例如三星、双龙等被选中，政府给予了他们全方位的关照，例如技术、资金、人力甚至包括政策以及管制的放宽。
1972年，极大财阀面临极大的资金缺口，从地下钱庄和商业银行借款只能借到高息、短期资金。朴正熙政府签署了“总统紧急法令”，勒令所有的高息短期贷款转成低息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韩国企业技术水平低的问题，政府两次放宽财阀购买国外技术的限制。韩国在1967-1971 年，技术进口金额为0.163亿美元，而到1977-1981已经猛增至4.5亿美元。这些技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尤其是在80年代后，美国大力扶持韩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技术支撑。
这些高科技技术的进口，集中在韩国前五大财团里。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三星、现代、LG 等五大财团的技术进口数量总计达1261 项。从年代分布来看，五大财团的技术进口速度不断加快，1964－1969年的技术进口量是23 项，70 年代迅速增长为239 项，80 年代则上升到999 项。
五大财阀对于技术的加速进口，让他们在电子、半导体、汽车、化工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走到了世界前列”，虽然这个技术并不是自己的，但是技术进口让韩国财阀完成了基础的技术学习和积累。
起点明显要比日本70年代后要高，也相对更为轻松。
受益于朴正熙政府的大力扶持，几乎所有韩国财阀在60年代短短十年间体量膨胀了至少十倍。
对于财阀来说，政府扶持是一方面，但是对于个人意志以及风险抵御方面，财阀很清楚的知道只有自己掌握的科技才是真正的科技。如果哪天政府政策发生改变，或者美国因为其他政治诉求停止了技术进口，财阀的优势将瞬间荡然无存。
因此，以三星为主的财阀开始了“技术模仿”，反向研发以及模仿让财阀完成了早期的技术积累。尤其是三星，在掌门人李秉喆的领导下，将科技研发作为公司最重大的战略快速推进。
而韩国政府对于高科技也有自己的想法。
198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国内的半导体产业扶持计划，该计划实施时间为六年。在此期间，半导体作为战略研究产业，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韩国政府为此投入了3.6亿美金的贷款，而民间撬动的投资超过20亿美金。
1986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共同开发计划》。在实际过程中，以民间为主进行研发，以政府为主进行投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DRAM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对于半导体，最主要的产品就是DRAM。这主要是因为在1971年，Intel研发的通用型MPU让DRAM的需求快速释放。此后的五年间，Intel靠着DRAM攫取了数以亿计美金的利润。直到日本的VLSI计划，日本在DRAM领域开始快速赶超。到了1981年底，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DRAM第一大供应国。
这种产业的超越，让韩国人看到了腾飞的可能性。
而DRAM本身的关键点不在于设计，也不在于技术的领先，而是稳定性。这其实是日本人最为擅长的。这种产业特点，也适合于韩国财阀这种个人威权主义治理结构的企业，只要企业领导人想做，那就可以做，而且一定要做。
于是在1984-1986年的3年间，包括日本、Intel、韩国同时涌入市场，让DRAM价格从4美元/片暴跌至0.3美元/片。当时三星的生产成本是1.3美元，这意味着生产一片亏1美元。
此时，日本电气（NEC）开始大幅减产。面对这种极度恶劣的竞争环境，加上Intel 在80年代出面对日本半导体企业例如NEC、东芝的竞争已经出现大量的库存，最终Intel退出了DRAM市场。
因为激烈的竞争，在高科技领域把祖师爷挤出市场的，DRAM是第一个主要战场。
DRAM市场上基本只剩下了日本财阀混战韩国财阀。面对NEC的收缩，三星选择了逆周期投资，疯狂扩大产能，同时开发更大容量的DRAM。
这是野心家的做法，即使是财阀，也分为理性的财阀和狂野的野心家。如果无法击垮日本对手，面对数以亿美元计的亏损，三星这个“新兴财阀”将会直接玩完儿。到1986年底，三星的DRAM业务已经亏损超过3亿美金，而且根本看不到扭转的可能。亏损的指数级增长可以预见，股权资本已经彻底亏完。
可以说，三星赌赢了。通过这3年的逆周期投资，三星不仅实现了财务上的好转，赚到了真金白银，同时在NEC收缩的时候扩大产能，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三星的逆周期投资是一场玩儿命的豪赌，赌的不仅仅是产业机会，更是企业家的信念。甚至，赌的是国家意志。对于韩国当时的国力来说，这种狂热投资的背后是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正常的市场化竞争来说，除非在技术领域有压制性的领先，让这个生意能够盈利并且实现自我循环，否则很难承受这种大规模、重资产的产业冲击。
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当年韩国赌输了，韩国可能也就交代在那了。为了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向高科技产业，韩国已经放弃了众多传统产业。韩国这种方式根本无法打持久战，没有后方的支撑和丰富的资源，要么砍瓜切菜的在DRAM战争中胜利，要么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
韩国财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韩国政府来说，掌握一个产业的话语权固然是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对于财阀企业家个人来说，能够在全球最核心产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财阀们的野心。
要么说，不想造芯片的公司不是好空调公司。
03美国意志：存储器战争的阳谋
面对日本NEC、东芝、日立等半导体公司的竞争，美国产业界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客观上说，日本依靠关税壁垒确实做法有待商榷。但是话又说回来，和当时的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竞争，没有国家支持和关税优势，确实没有什么获胜的概率。
即使制造强如日本，在综合能力上还是差美国N个阶段。所以我们总是看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超越，实际上是以美元计价的市场超越以及制造的超越，例如更大容量的存储器。但这并非综合实力的超越。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美国依然保持着对日本的绝对领先。存储器领域的设计和技术基础，依然来源于美国。此后美国对于日本的301调查，就充分说明了基础技术领域中“源于美国的技术”占比依然是绝大部分。
这里，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国产技术和“源于美国技术”占比的概念。如果基础研究例如物理、化学等采用了美国的一些技术，那么即使这个产品全部是由自己设计、制造，也无法逃过美国的长臂管辖。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已经很理解。
回到DRAM。Intel为首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巨头，对日本的表现非常不满。
此时，驻军即正义。
在产业界和军方的推动下，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 指责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存在市场准入障碍，向美国政府提出制裁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要求。
接下来的手段，我们现在非常熟悉。首先，美国政府用“301调查”，对日本开展贸易和技术调查。接下来，1986 年日美就半导体相关问题开始谈判，签订了《日美半导体协议》。
这个协议的要求很直接：
1. 加大从美国进口半导体产品。在第二次协议中，直接规定美国半导体的规模应该占日本国内份额的20%。
2. 降低日本半导体在美国的份额。规定了产品成本，要求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事实上没人会低于成本卖，只是这个成本，不由日本人说了算。美国人的看法是，你日本的产品怎么可能那么便宜？
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项主要针对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一项杀伤力很大，相当于对“源于美国的技术”做了一种界定。我们实际上，很难说哪一项技术的基础来自于美国，可能来自于共同合作。所以很难界定，双方也都是一个约定而已。但是这种界定，事实上伤害了与美国合作的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因为有你的贡献，那么我的国家就禁用。岂有此理！
《日美半导体协议》执行了十年，从1986-1991年的第一次协议时期共5年，从1991—1996 年的第二次半导体协议时期也是5年。在第二个5年，由于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实在竞争力一般，20%的比例一直没有达到。
美国认为日本应该遵守契约，怎么遵守呢？强迫日本产业界购买美国的产品…如果这事儿发生在25年前，我一度以为当时的总统是特朗普。
美国的压制非常有效。明码标价的压制日本是核心战略，同时在外围，美国扶持韩国同日本展开巨大的资金消耗战争。
在签署协议的1986年，DRAM的价格就开始回升。韩国开始止血，但是当时的技术并未赶上日本和美国。
这是阳谋。日本半导体协议的签订，逼迫日本企业缩小产能，这直接扭转了DRAM的预期，加上三星的持续产能投入，三星的半导体业务在1988年就实现了盈利。
美国开始向韩国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用于研发和技术更新，同时持续的提供技术支持。彼时，Intel已经退出DRAM业务，美国已经没有能够和日本正面PK的企业，韩国是唯一选择。对于美国人来说，韩国远比日本的威胁小，即使韩国垄断DRAM市场。
这个根源在于：韩国在于基础科学的研究领域，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存在。日本很明显是美国最为看重的对手。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上持续的投资，三星1992年率先推出全球首个64M DRAM，完成了对日本电气NEC的超越。此后在2008年，三星再一次逆周期投资扩大产能，整个行业亏损加剧。金融危机叠加业务亏损扩大，这直接导致后来德国梦琪达，日本尔必达（日立、NEC等DRAM业务部组成）宣告破产。此后，美国的存储巨头美光收购了（Elpida）尔必达。
最后，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攫取了DRAM市场75%的份额，美光拿走了20%。
美国主导的存储器战争阳谋，以美国的大获全胜告终。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制裁和手段压制日本，另一方面伙同韩国以及韩国财阀，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将日本DRAM产业从半导体领域中彻底剔除。最终，美国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顺带拿走了日本的尔必达…
在“处理”日本的时候，Intel已经在80×86系列CPU上有了长足的进步。80386处理器1985年推出。1992年10月，Intel正式发布奔腾（Pentium）系列处理，人类正式进入奔腾时代。
不得不说，美国手段高明。美国把日本困在了DRAM领域，扶持了另一个在DRAM领域的对手，自己却转向更高技术含量的CPU。
日本半导体在上世纪90年代被击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过于集中，除了DRAM，日本没有其他的阵地可以做战略迂回。
前面提到，DRAM的核心并不是很高精尖的技术，设计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稳定。这个对于人力成本、产业转化、政府投资的支持要求非常高。这不是日本的擅长，因为日本更擅长品质管理、高精度制造以及基础科学的研发。
后来，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日本半导体业的努力方向包括降低成本，将战略重点转向上游设计和基础材料的研发等。
然而这为时已晚。日本最后经过苹果，放弃了处理器，集中精力在最为基础的科学领域——半导体材料精专。
这是一种无奈情境下的智慧。
对于日本来说，以日本的政治条件和资源，想和美国进行全方位的竞争，是不现实的。只有在连美国的也无法掌控的基础科学领域深耕，才能让日本在半导体产业拥有那宝贵的一票否决权。
再回首看我们中国，在产业上拉拢日本，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着日本曾经的处境，但是我们相比日本，有更多的选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虽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域非常强的，但是我们是最接近“美国”全产业链（美国也不严格是）模样的，我们建立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决心（虽然基本建不成，美国也无法建成，但是可以掌控），在这种时候对抗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
以日本为视角，我们半导体产业对抗美国的核心思路就是：拉长战线。把美国引入全产业链的对抗当中，让美国发现，限制华为，好像中国半导体产业在领域B有了发展。再去限制B，又会有C快速发展。直接和美国硬碰硬，制裁某些美国科技公司，是美国预设的一个大坑。
这里简单说一句：以我们弱势的科技地位，去制裁美国强大的科技公司，不仅效果不会好，还会让我们迅速衰竭。特朗普并不“强大”，真正强大的是硅谷，我们不要因为特朗普的反智，直接踏入到硅谷的阵地上。硅谷对特朗普来说只是工具，出卖硅谷的利益特朗普不会有什么犹豫。但对于我们来说，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直接PK，就掉入到了政客们预设的陷阱。
保护华为，多点上周旋，把美国制裁这件事搅乱，越乱越好，方是目前的应对之道。
我们拥有巨大的迂回空间，至于华为，各位放心，华为扛的住。
